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毛有话说”
ID l mao-talk
作者 l 释老毛
联想的事其实真没啥可说的，但凡懂一点法律和经济学，也不至于醉成那样。郭德纲曾经有段话说的高明：“比如我和火箭专家争论，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烧煤，煤还得精选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无论是联想改制，还是倪柳之争，曾经多次举报、审计、调查，早有组织结论。陈芝麻烂谷子，再翻出来，冷饭热炒，添油加醋，选择数据都是断章取义，可以看出，“气功打假”出身的司马老师连起码的财务知识、投资常识都不具备，有啥可辩论的呢？所以，柳传志、中科院和联想公司都选择保持沉默，躺平，不理，国家也只能听之任之，只剩下另一方摇旗呐喊，嘴炮震天，但又能如何？熟悉我的都知道，我对联想这家公司和产品，没有任何好感。我做过联想的消费者，买过联想的电脑，用户体验巨差，再支持国货也得承认这不是一家令人尊敬的公司。记得三年前的圣诞节，我把笔记本换成了华为，不是出于情怀，人家确实产品做得好哇！我也不是联想的投资者，从没买过他家股票，这家公司属于一眼排除的那种类型。联想有招黑体质，槽点很多，但乌合之众的绝大多数攻击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暴露的问题靠谱的其实就一条，管理层薪酬太高，吃相太难看。这是联想的老问题，虽算不上违法违纪，但德行有亏，导致股民用脚投票，公司估值一直被压得很低，不受市场欢迎，在港股属于边缘化的冷门股。天价薪酬问题折射出来公司治理机制失灵，管理层无节操，不是为公司和股东创造价值，而是为自己利益最大化。早在2017年我就批评过，杨柳之辈早该辞职了。但是，我必须要说，目前对联想的批评走偏了，有失公允，尤其当年的倪柳之争，现在是一边倒，好像只要当初听老倪的，从“贸工技”变成“技工贸”，联想就能脱胎换骨，鱼化成龙，变成苹果、三星、华为一样的高科技龙头，甚至掌握芯片和操作系统的自主权，不再像今天一样“卡脖子”。真尼玛是异想天开，很多键盘侠根本没做过实业，没有任何投资和经营的经验，张嘴就来，嘴炮无敌，这种想法是纯粹的事后诸葛亮！后视镜，吹牛逼，没有任何价值。如果倪柳之争是倪光南胜出，赶走柳传志，听从倪光南，抛开“wintel联盟”，自立门户，自主创新，那么，大概率是联想早就灰飞烟灭，无声无息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信看事实，倪光南院士从联想离职之后，回到中科院重归科学家身份，但再没有做出任何重大的科技创新，也没有任何大科技公司把他当做人才引进，听从他的指点而走向辉煌。倪光南为了自己的梦想，亲身实践过自己提出的“技工贸”路线。1999年，他与一家叫“方舟科技”的公司合作，继续搞芯片项目。这回是倪光南当家做主，他主导的方舟项目并不缺钱，大领导也很重视，主管副总理都去现场考察听取汇报，国家战略鼎力支持，进入863重大专项，计委、科技部、信息产业部都投入巨资，北京市政府还专门指定方舟电脑采购做办公设备。资本、技术、人才、市场，都不缺，摩拳擦掌可以大干一场啦！理想很丰满：用我国自己研发的芯片，配上Linux操作系统，打造国产的Wintel联盟。现实很骨感：科学家下海经商做企业，一塌糊涂，一地鸡毛。产品是搞出来了，最先反应的是需求端，政府部门采购之后，工作人员叫苦两天，用户体验太差，无数BUG，动辄死机重启丢文档，与主流的Wintel联盟的软硬件产品没法比。生产端也有问题，自主创新说说容易，落实到市场层面，孤军作战，供应链如何完善，成本如何管控，良品率如何保证，技术如何迭代……在实验室里搞出一个产品不难，难的是如何在市场上与竞品竞争，如何获得性价比、用户体验的优势。否则，光靠国家输血，资金烧光了，公司也就该黄了。最后，因为中国要加入WTO，落实国民待遇原则，外商投诉，政府采购必须公平公正公开，不能有利益输送。北京市政府以这个理由终止了对方舟电脑的订单，Game Over。方舟项目前后也就存活了五年。倪光南再次被“出局”，公司大股东宣布放弃“方舟3号”芯片的研发，大量政府补贴和国有资金打了水漂。2006年，倪光南院士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项目，向科技部“负荆请罪”。从此之后十多年，倪光南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直到司马南掀起旧案重提“倪柳之争”……
说句公道话，倪光南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不等于现实，现实是国家公帑为他的理想“埋单”，“国有资产流失”，谁之过，这个话题不谈了。柳传志虽然没啥理想，老奸巨猾，务实重利，但至少他没把中科院的投资亏光，反而几十年间让中科院对联想的投资增值几百倍。而同期，中科院办的其他“三产”，你听过有哪个商业项目运作成功啦？别说中科院，当时的北大、清华搞校办企业，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大浪淘沙，现在不都无一例外深陷破产危机吗？
倪柳之争，回头看，当时中科院的选择是正确的。
两人斗争背后隐藏着一个天问，中国社会真正稀缺的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当年倪柳之争，公司陷入内斗泥潭，举报信满天飞，吵得不可开交，倪柳必须二选一。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周光召院士，就曾提问，我们中科院到底是缺倪光南这样的科学家，还是缺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
联想的“贸工技”路线虽然饱受批判，其实那是当时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企业必须先生存，再发展，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同期的创业公司哪家不是靠做贸易做代理倒买倒卖？万科的王石还曾倒卖过录像机，华为的任正非初期也是靠代理海外某公司的程控交换机掘得第一桶金……只不过成功者的早期发家史都被精心粉饰了。
联想可能成为另一个华为吗？纯扯淡，因为行业逻辑不同，商业模式不同：
通讯设备业是科技密集型行业，2G、3G、4G、5G，每次技术升级都会引发标准重置和行业洗牌。华为通过玩命996、加大研发投入，以及中国的产业集群优势，是有可能弯道超车、后来居上的。
电脑制造业听着好像是高科技，其实根本没啥知识含量，就是电子消费品组装，拼的是性价比，关键是成本控制，全行业利润率就很微薄（所以IBM早早就把笔记本作为低端业务剥离，卖给联想）。这个行业利润最丰厚的核心，Wintel联盟初始设置为行业标准，生态已成，天然垄断，别说中国的联想无法挑战，日本、欧洲的同行也只能遵循标准，就连PC机的始作俑者IBM、戴尔这些美国公司也不可能颠覆Wintel霸权。
如果当初联想按照倪光南的打法，与Wintel联盟割席，自己另搞一套标准，自研芯片，自研操作系统，与全球主流的PC生态竞争，那么，可想而知，无论牛皮吹多大，联想不但成不了华为，中科院早早可以去给联想收尸了。
最后诞生的颠覆者是苹果公司，它也不是在PC领域内部打倒Wintel，而是另辟蹊径，创造出一个新品类智能手机和Pad，作为新硬件终端把PC机行业整个给取代了。
联想对标的应该是戴尔，而不是华为和苹果。
联想、戴尔、惠普、宏基、华硕，都是苦逼的电脑组装业，联想电脑做到了全球市场份额第一，也不能说太烂。大家不要歧视组装，世界没有多少行业是全产业链自主创新的，能组装出一台物美价廉的电脑，闯出自己的品牌，也不容易。大飞机高端吧，本质上也是组装商，波音和空客也是组装。市场经济是一个超复杂的协同体系，模块化生产，没有人能够一条龙包揽，能整合就是本事。电脑的核心是芯片，飞机的核心是发动机，发动机全球由三家技术垄断，波音、空客、中国C919都是依赖采购，因为发动机不光要有巨额投资的风洞实验室，还需要有几十年的数据积累和追踪。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宣扬大家都做华为，中国就发达了，什么都自主创新，不受制于人，这是对市场经济的无知。无知到连任正非自己都不买账，任何一名成功的企业家都不会幼稚到这种地步。2021年1月22日，华为在内部论坛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的讲话：《星光不问赶路人》，明确指出：不赞成片面的提自主创新，即便美国打压，也绝不放弃全球化分工与合作。倪柳之争，不能事后诸葛亮！吹倪光南多牛逼的，是对科技规律和实业经营一窍不通。事实是，倪光南发明的汉卡，早在1989年就被英特尔的自带汉卡功能 的486电脑淘汰，后来他开发的Asic芯片缺乏竞争力，库存积压卖不出去，导致联想经营困难，倪柳之争爆发。出局后的倪光南，方舟项目在国家资金的大力扶植下，也没有任何起色。网民往往想入非非，总说几十年前某某某就指明了方向，倡议某项研究，如果当年坚持自力更生，中国早发达了，不至于现在被卡脖子，这全是痴人说梦。科学家提出个建议，或者在实验室里搞出个产品，都不难；难的是企业家，必须把创意和实验品，落地商业化，能在工厂量产，还得有成本优势，生产出来能卖出去，产生利润，再用利润反哺研发，保证技术持续优化迭代，如此形成闭环，良性循环，才算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科研创意只是迈出第一步，还没走出长安城呢。实验室里的成果不能商业化，形不成产品竞争力，统统是纸上谈兵！新能源车，中国现在竞争优势明显，比亚迪、宁德时代、新势力三剑客，精彩纷呈。其实早在1992年，钱学森给政府写信，就建议绕开传统燃油车，直接进入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实现弯道超车。但有何用？当年钱老推荐国家扶植的新能源项目，以及具体技术路线，早就不知死几十次了。三十年之后，随着国内汽车产业链和政策环境逐步成熟，这一设想才开始成为现实。当年自力更生，中国真能芯片突破吗？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就发起半导体的人民战争，连上海弄堂的街道工厂都在研究光刻技术。这不是另一版本的“土法炼钢”嘛！很多人至今惋惜，武汉国营工厂当年的光刻机项目，如果不放弃，好像就能成长为现在的阿斯麦。稍微研究一下光刻技术的历史就知道，没有经历过市场的筛选洗礼，没有经历过竞争的优胜劣汰，一切都是想当然。现代光刻机技术早已今非昔比。上世纪80年代，光刻机市场的王者是日本尼康。90年代初，对相机和光学造诣极深的尼康一度占据光刻机市场60%以上份额。结果，不同技术路线生死搏杀，尼康沉迷于光源干刻法而被淘汰出局，阿斯麦（ASML）的浸润式技术路线，突破了这个门槛。最后，荷兰阿斯麦登顶新王者，占据市场80%份额。阿斯麦的胜利不是荷兰一国的努力，而是市场经济的奇迹，是全球分工的集大成者。单凭任何一个国家的技术优势吃独食是办不到的。ASML光刻机，光源设备来自美国，蔡司镜头来自德国，光学技术由日本提供，制程技术则是台积电和三星支持。ASML名义上是一家荷兰企业，它崛起的背后，是美国牵头的全球协作体系的成功。举全国之力，自搞一套创新体系，与世界标准脱钩，反面典型就是前苏联。俄罗斯在芯片领域几乎一片空白，就是与美帝脱钩，另搞出一套解决方案。最初美国发展半导体技术时，技术路线是“电子管—晶体管—大规模集成电路”；而苏联主张的方向是发展小型电子管，一开始就错过了芯片发展的黄金期，之后苏联推行的“三进制”与世界上普遍推行的二进制相冲突，影响了整个研究进程。为什么俄罗斯没有高端芯片，还能造出许多先进武器？因为俄科技人员扬长避短，利用最擅长的模拟电路技术，发明激晶体振荡器，弥补了俄罗斯的数字技术短板。虽然自主代替打破半导体“卡脖子”的封锁，但俄罗斯自我封闭的技术体系永远与世界科技主流脱钩了。前苏联的专科院校体制培养出大批理工人才，发明出大量科技成果，但依然挽救不了体制的衰亡。科技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科学精神的普及、教育体制的革新、科研体制的改变、以及强大的金融支持和市场竞争检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抽象的谈没有错，可是我们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同样是苦干，前30年更苦更拼，结果是越干越穷，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后40年却干出了经济奇迹？中国不是个例。二战后凡是学习苏联模式的国家，再自力更生也没用，都没有顺利实现现代化和富裕繁荣。印度是另一个受害者，尼赫鲁钟情于苏联的现代化模式，政治学英美，工业学苏联，经济改革比中国还晚。非洲，拉美，全都入坑，什么阿根廷贝隆夫人，学苏联搞国有化，国资越多社会越穷，隔几年货币就崩盘一次。美国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拥有宽松的教育体制和自由的市场环境，才爆发互联网革命。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互联网发展相差无几，可惜欧洲后来对这一新兴产业采取严厉的管制。时至今日，欧洲的互联网停滞不前，独角兽公司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美国高科技欣欣向荣，FAMNG席卷世界，一枝独秀。目前重提倪柳之争，可见中国社会正处于“创新焦虑“之中，大多数人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迷信科学权威的指点迷津，国家之手的大力扶植，其实，真正的创新基础是市场和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和科学家。市场和企业家生长的共同土壤是自由，而不是政府管的越多越好。这几天网上疯传玻璃大王曹德旺的金句，不知是不是真出自他口，这句话一针见血：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自由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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